3月初，我作为第一批科考队员从拉萨出发，经4天路程到达希夏邦马峰北麓的登山大本营--港井。
由10余顶大棉帐篷组成的凹字形营地周围开阔平坦，南面可清楚眺望希夏邦马峰金字塔形主峰和银白色的山峦，营地背后散布着大小漂砾的古冰碛丘陵。
一天早晨，我与季子修、新华社记者王敬德一起，准备考察营地背后的冰碛山坡，说好晚饭前归营。
我们先被那些由古代冰川从山里搬运出来的巨大石块所吸引，想像当时冰川运动下达山麓、覆盖大地的情景，后来又对那些排列有序、类型繁多的由冻土作用形成的冰缘微地形感兴趣。
我顺着冰碛坡向南越爬越高。
突然，我脑子里闪出一个念头：如果继续攀登，翻过山粱不就可以见到现代冰川了吗？
我嫌季子修他们走得太慢，便对他们说：“我在前面先走，你们慢慢跟着。”说罢，便加快了脚步。
这样，我与他们的距离便拉太了，起先还能看到两个黑点，后来就完全看不见了。
高度不断上升，但冰碛丘顶好像愈来愈远。
太阳西斜，由于高山缺氧，我的脑子开始模糊起来，不得不放弃到丘顶的想法。
在归途中，我脑海里又忽然闪出一个念头：他们大概已经回营了，我何不换条路线多看些冰缘现象？
当我回到营地后，并没有见到他们两人。
过了一会，季子修匆匆钻进帐篷，他见到我后吃惊地说：“原来你已经回来了，王记者还在山上等你呢，我是回来报信的。”
我意识到自己的一念之差惹了祸，只得赶快报告队部。
负责大本营工作周正副政委批评了我几句，立即组织救护队寻找王敬德。虽然又饿又累，我还是挺起精神参加了救援行动。
天色已黑，寒冷的山风从冰川上吹了下来。
救援队分几个小组，朝几个方向搜索，喊声此起彼伏，电筒光不断闪亮，光亮的信号弹在大本营上空升起，枪声响彻云霄。
这是怕王记者迷失方向，也让他保持镇定，不要着急。
就这样，大家在冰碛山丘上折腾约两个小时。
“找到了！找到了！”忽然，前面传来喊声。
原来，王敬德仍然守候在半山上与季子修分手的地方，看到信号弹还以为是在找我呢。
这件事久久印在我的脑海里，深感内疚。
是啊，在高山恶劣的环境中，任何不慎和大意都可能产生危险，甚至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友爱、集体和纪律是化险为夷的法宝。
3月下旬，科考队员陆续到达大本营。
施先生和黄茂桓是直接从兰州赶来的，大家住在一顶大帐篷里，讨论计划，作进山准备。
登山队政委王富洲常来看望，讲登珠穆朗玛峰的故事。他和崔之久都是在登山活动中冻伤，切除了几根指头。我被他们勇敢，坚强的性格和为事业献身的精神感染，决心在希夏邦马峰作出些成绩。
3月25日，我与季子修作为第一批上山的科考队员随同登山队员和报务等三线队员向野博康加勒（现称达索普）冰川进发了。
冰川考察的主要器材如冰钻、花杆等，已由王富洲分发给登山队员携带，我只带随身行李，比较轻松，跟上了运动员的步伐，顺利到达海拔5300米的一号营地。
3月26日，我仍然跟随运动员的队伍到达海拔5800米的二号营地，我看天气还早，就折下山来接应季子修和三线队员。
当晚，营长通过报话机向大本营报告说，科考队员顺利到达，还表扬我体力充沛。在大本营的科考队员听后很高兴，加紧了登山的准备工作。
二号营地位于野博康加勒冰川冰舌上部西侧的冰碛上，冰川上发育着我第一次看见的奇特壮观的冰塔林。
3月27日上午，我们进行冰上攀登训练。
刚踏上冰川，我就觉得头昏脑胀，全身无力，可能是前两天行军太猛，体力消耗大，开始发生高山反应了。
第二天，高山反应更重了，头痛得厉害，一嗅到罐头食品气味就想呕吐，整天没有吃东西。
晚上，来到二号营地的许竞队长和王富洲政委都来看我，安慰我说可能过一二两天就会好。
消息传到大本营，整装待发的科考队员不敢贸然上山，改变了计划，先在营地附近考察，以适应气候。
第三天，与我一起病倒的报务员爬起来了，但我的反应却更重了，连水都不能喝。晚上，营长送来了极为珍贵的氧气瓶，动员我先下山养病，但我很不甘心就此回去，想再坚持坚持。
第五天，登山队医生翁庆章说我的心跳太快，如果不下山可能有生命危险。营长当即决定，用一个结组的运动员护送我和一位得高山昏迷症的队员一道下山。
我浑身无力，靠队友们扶着走。在上冰碛坡时，他们还轮流背我。
折腾了好几个小时，我总算跌跌撞撞地回到了一号营地。
这时，我们两人都奇迹般站起来了。于是，我们能够自己骑上大本营送上来的马匹回到港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