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基本内容

1、战争的起源、性质和作用

关于战争的起因。《吴子》兵法认为：“一曰争名，二曰争利，三曰积恶，四曰内乱，五曰因饥”，就是说引起战争的原因有五个方面：一是争夺霸主地位；二是争夺土地、财产和人口；三是积很深怨；四是国家发生了内乱；五是国家发生了饥荒。关于战争的性质。《吴子》兵法指出：“一曰义兵，二曰强兵，三曰刚兵，四曰暴兵，五曰逆兵”。即禁暴除乱，拯救危难的军队叫义兵；仗恃兵强，征伐列国的军队叫强兵；因君王震怒而出师的军队叫刚兵；背理贪利的军队叫暴兵；不顾国乱民疲，兴师伐众而出征的军队叫逆兵。关于战争的作用，《司马法》中指出，“是故杀人安人，杀之可也；攻其国爱其民，攻之可也；以战止战；虽战可也。”《尉缭子》则明确指出，“故兵者，所以诛暴乱，禁不义也。”

2、战争与政治

《孙子兵法》指出：“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为胜败之政。”《尉缭子》指出，“兵者，以武为植，以文为种；武为表，文为里”。《淮南子?兵略训》指出，“兵之胜败，本在于政。……为存政者，虽小必存；为亡政者，虽大必亡。”《司马法》指出：“以义治之之渭正，正不获意则权，权出于战争，不出于中人”。意思是说采用合于正义的措施治理国家，这是正常的方法。用正常的方法达不到目的就采取特殊的手段，特殊手段是以战争方式表达出来的，而不是以和平方式表现出来。

3、战争与经济

经济是战争的物质基础，战争是以巨大的物质消耗为代价的，这一点我国古代军事家认识是比较深刻的。《孙子兵法》指出：“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驱，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则内外之费，宾客之用，胶漆之材，车甲之奉，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因此，又指出“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粮不三载，取用于国，因粮于敌，故军食可足也”。春秋时期的管仲也曾较深刻的论述:地之守在城，城之守在兵，兵之守在人，人之守在粟。因此，他明确指出：一期之师，十年之蓄积弹；一战之费，累代之攻尽。

4、战争与主观指导

《孙子兵法》明确指出，“因利而制权……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因为“兵无常势”，指挥者必须不断根据敌情、我情的变化修正主观指导，采取克敌制胜的有效手段。《草庐经略》中则说得更明确，“夫敌情叵测，常胜之家必先翻敌之情也。其动其静，其强其弱，其治其乱，其严其懈，虚虚实实，进进退退，变态万状，烛照数计，或谋虑潜藏而直钩其隐状，或事机未发而预揣其必然。盖两军对垒，胜负攸悬，一或不审，所失匪细。必观其将帅察其才，因其形而用其权；凡军心之趋向，理势之安危，战守之机宜，事局之究竟，算无遗漏，所谓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也”。掌握客观规律，充分发挥主观指导作用，就能赢得胜利。

5、将帅修养

古代军事家特别重视将帅在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认为“知兵之将，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为此，从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出发，提出了将帅修养的标准。《孙子兵法》强调“将者，智、信、仁、勇、严也”, 《吴子》兵法中则提出，“总文武者，军之将也”。故将之所慎者五：“一曰理，二曰备，三曰果，四曰戒，五曰约。”怎样考核将帅呢?《武经总要?选将》提出“九验”：“远使之以观其忠，近便之以观其恭，繁使之以观其能，卒然问焉以观其智，急与之以观其信，委之以货财以观其仁，告之以危以观其节，醉之以酒以观其态，杂之以处以观其色。”

6、治军

一是法规法令的建设与实施。《尉缭子》中设有《重刑令》、《伍制令》、《勒卒令》、《经卒令》和《兵令》等等，就是为了“明刑罚，正功赏”，“鼓之，前如雷霞，动如风雨，莫敢当其前，莫敢蹑其后”。使军队“方亦胜，圆亦胜，错邪亦胜，临险亦胜”。二是教练。《吴子》中指出，“故用兵之法，教戒为先。一人学战，教成十人。十人学战，教成百人。百人学战，教成千人。千人学战，教成万人。万人学战，教成三军”。《兵略丛言提纲》中指出，“不教则不明，不练则不习”。在训练方法上主张“教得其道”，“练心”、“练胆”、“练艺”。

7、战略战术

古代兵书中关于战争谋略与战术的论述，有许多是很有见地的。如:“上兵伐谋”， “以全争于天下”的全胜论； “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威慑论； “度势”、 “料势”、“为势”的“胜可为”论；“先人有夺人之心”的“兵贵先”的先发制胜论；“后人发，先人至”的后发制胜论；“制人者，握权也；见制于人者，制命也”，“致人而不致于人”的掌握战争主动权论；“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正胜穷也”，“善用兵者，无不正，无不奇，使敌莫测”的奇正相变论；“我专而敌分，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的“以众击寡”论；“避其锐气，击其惰归”，“以治待乱，以静待哗”，“以近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