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我国进入了暂时困难时期。我也被动地在政治运动中沉浮。但是，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刻，我也没有丧失信心。我对新中国冰川事业的发展，对中国冰川学的成长，始终没有动摇过。1960至1961年，各种困难接踵而来，“大跃进”中在兰州建立起来的研究机构大部分被撤销。作为兰州冰川积雪冻土研究所的学术领导人和研究所中唯一的高级研究人员，我如果在这刚萌芽的中国冰川事业受到严重挫折的关键时刻稍一灰心，从此撒手不管，回到当时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都比较优裕的北京，中国的冰川研究工作就有可能解体，新生婴儿就有夭折的危险。但我当时坚信困难是暂时的，可能克服的。我既已经投身于一项我喜爱而又有重要意义的事业，就要决心干到底。生活的道路一经选定，就要坚持下去。为了表示我的决心，我于1960年中，举家西迁兰州定居，誓与我献身的冰川事业共始终。
     对于面临困难的工作，怎么办？吃一堑、长一智，决定在总结前一段工作成就的基础是。调整战略战术，决定集中力量，重点突破，深入地搞好一条冰川的考察研究，作为典型，解剖麻雀，以提高我国冰川学的水平，培养出一批有较高水平的冰川研究工作者。
     1962年，我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兰州冰川冻土室主任。这一年我们就在兰州大学和新疆地理所等单位的支持下，集中力量，在新疆乌鲁木齐河对冰川和水文进行了较深入系统的观测研究，其中包括冰川的成冰作用、热量平衡、积累消融、河流水文等十多项科研课题。同志们经过集中学习，又把书本知识和野外考察的经验结合起来，使他们的物理冰川观念大为增强，冰川研究的学术水平得到了明显的提高。如果说，从1958年到1960年期间，我和我的同事们对现代冰川的研究，还只是初步的，着重于形态描述的话，那么，通过这次系统的考察研究，便能较深地进入冰川物理特征各要素的观测，以及从冰川到河流到渗入地下的水文形成、转化和消失规律等的研究了。
     1963年4月，兰州冰川冻土室举行了第一次学术会议，总结过去几年的工作，与会者提出了50多篇内容丰富的学术论文，对我国西北高山区冰川分布、大陆型冰川特征、第四纪冰川遗迹和历史演变、利用大气环流与高空气象因子预报山区洪水等许多方面，进行热烈认真的学术探讨。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有关这些方面专业的第一次较高水平的学术会议。它标志着我国冰川冻土学科学研究在扎扎实实的基础上迎来了一个新的高潮。
     在这次会议的基础上，我和谢自楚同志于1964年发表了《中国现代冰川基本特征》的总结性论文，获得了中国科学院优秀成果奖。同时，还编辑出版了《乌鲁木齐河冰川与水文研究》和《青藏公路冻土初步考察》两本论文集。
     1964年，是我们在比较扎实的科研水平和专业人员较快成长的基础上取得丰硕成果的一年。在西藏东南部波密地区冰川泥石流考察、河西石羊河流域水资源研究等重大工作中，鲜明突出而影响较大的，是对希夏邦马峰的登山科学考察。
     希夏邦马峰是地球上14座海拔超过8000米的高峰之一，当时还未被人征服过。我和刘东生等几位地质学家以及冰川研究工作者参加体委组织的登山队，一同征服这座处女峰。我当时45岁，可以说是“风华正茂”的时候。我随着登山运动员一直攀登到6200米高处。我是我生平登山的最高纪录。
     在这次科学考察中，硕果累累。我和我的同行们合写的论文就有5篇：《希夏邦马峰地区科学考察初步报告》、《希夏邦马峰地区冰川的分布和形态类型》、《希夏邦马峰北坡冰川的冰塔林及有关消融形态》、《希夏邦马峰附近的山文与水系》、《希夏邦马地区冰期探讨》。在这次饶有兴趣的考察中，我们首次认识到低纬度世界最高峰地区的冰川发育特征，并划分了三次冰期。这是为中国冰川学者后来对珠穆朗玛峰和西藏地区进行大规模考察研究成功的“打前站”。我们的科学考察成果在1964年北京国际科学讨论会上宣读后，受到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注意。
     我们对西藏波密地区冰川泥石流的考察，开创了我国泥石流研究的新领域，在此后对山区泥石流灾害的防治研究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们当时注意到普及有关泥石流知识的重大意义，便向有关部门提出摄制科教影片的建议。上海科教电影制片厂很快接受我们的建议，到现场拍摄了科教影片《泥石流》，把有关泥石流的成因、破坏人民生命财产的情况和防治措施等基本科学知识，普及到千家万户，产生了很好的影响。
     1965年，中国科学院成立兰州冰川冻土沙漠所，扩大了原来的兰州冰川冻土室的工作范围，我被任命为副所长。我满怀信心地准备在1964年希夏邦马峰科学考察等成功的基础上，组织大规模的珠穆朗玛峰地区的科学考察。具体计划很快制定。计划庞大周密，分冰川气象、地质、生物、高山生理、测绘等5个考察组，1966年开始，两年内完成，我任考察队副队长兼一个考察组的组长。这个计划得到了中国科学院的同意，并上报国务院副总理聂荣臻批准。我以无比兴奋喜悦的心情，准备亲自攀登世界最高峰，实现早日的梦想。那里知道，1966年初夏，正当我和一些同志为完成建设成昆铁路选线建议的临时紧急任务，在西昌出差时，“十年动乱”开始了。我被当成研究所的“头号资产阶级权威”、“党内走资派”关进“牛棚”，彻底打碎了我参加珠峰考察的美梦。
     1969年秋，我开始重新工作。当时，珠峰的考察已经结束，但尚未总结。这样，我总算很幸运地能参加珠峰考察总结工作，实现我的部分愿望。
     在珠峰考察的总结中，我就我的经验和认识所及，尽力补充材料和文献资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总结的质量。并陆续和一些同志合作编写了《珠穆朗玛峰地区自然特征和地质发展史》、《珠穆朗玛峰地区冰川基本特征》等论文，后者由《中国科学》杂志以中英文发表，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重视。一些同志在此期间撰写了有关冰川的论文，由我主编成《现代冰川与地貌》专著，出版后也受到了学术界的重视。就这样，计划庞大的珠峰考察工作虽然受到“十年动乱”的严重干扰，无论参加人员和工作范围实际上都大大缩小，但经过同志们的艰苦努力和后来的总结弥补，总算差强人意，仍然成为一项可以称道的科研成果，对中国冰川学的成长，作出了一定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