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大本营休养一周后又赶到一号营地，与施先生、黄茂桓、季子修等会合，先在野博康加勒冰川下部考察，接着登上海拔6000米的康吾热平顶冰川，后来又回到了二号营地考察。
我的体力和适应性都好，一直登到海拔6300米的粒雪盆，打冰钻，挖雪坑，取得一大批冰川资料。
5月2日，我国登山健儿许竞，王富洲等l0人成功登上希夏邦马峰峰顶。
我们在二号营地附近，怀着十分激动的心情，等待登顶回来的战友。
5月3日下午，登顶队员下到二号营地，令我特别欣喜的是，他们带来了5块从海拔6900米至海拔8012米的冰雪样品。
这是一份多么珍贵的礼物啊！
我们赶忙照相，观测、分析、装瓶。
出乎我意料的是：这些样本都具有融化的痕迹，就连海拔8012米的样品也是已胶结的、圆化的粒雪，加上邬宗岳、王鸿宝等提供的雪坑和裂隙剖面资料，使我开始怀疑国外冰川学权威关于喜马拉雅山极高峰上成冰作用的推断。
后来，珠穆朗玛峰考察中王鸿宝等提供的海拔7000米以上的资料和我自己在海拔6700米高处的考察结果，使我深信极高山冰川的成冰作用与南极冰盖是不同的，由此，提出喜马拉雅山的独特的成冰作用带谱。
8月29口，施雅风先生、刘东生先生在北京科学讨论会上作了题为“希夏邦马峰科学考察初步总结报告”的报告后，在全国掀起了一股青藏高原热，在国际上也有很大影响。
希夏邦马峰科学考察的突出特点是登山与科考密切结合，是名副其实的科学探险活动。每当提到我国极高山考察的成果时，都使我想起中国登山队员为之付出的辛勤劳动，怀念为科学探险事业捐躯的战友。
1997年，兰州冰川冻土所姚檀栋等一批年轻冰川学者与美国、俄罗斯等科学家合作再次考察希夏邦马峰，在达索普冰川海拔7000米的冰雪平台上打钻，奋战60余天，获取了总长480米约5吨重冰芯，创造四个世界之最，被评为当年全国十大科技进展之一。
当我听到这个消息后，心中十分高兴和感慨。我知道，他们冒了多大的危险，又经受了何等的艰辛，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啊！
我深信，由老一代科学家开创的“青藏效应”，不仅会一代接一代地传下去，而且会更加发扬光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