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7?8月，我受命领导中日联合考察队对博格达峰进行综合性的冰川考察。这是中国与日本两国冰川学家第一次合作考察，在这次考察期间我与日本冰川学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为以后两国更广泛的合作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博格达峰海拔5445米，是东天山的最高峰。它坐落在乌鲁木齐市东北约100千米处，主峰与附近两个海拔5200米以上的山峰在两千米的距离内排列成笔架形，高耸于博格达山脉的群峰之上，从远处眺望，真是鹤立鸡群，十分醒目。在晴朗天气，从乌鲁木齐市的楼房顶可以远远望见银白色的笔架形山峰群，而乘飞机到乌鲁木齐市，也可以从北面清晰地见到它们。
1978年，我与施先生在瑞士举行的世界冰川编目学术大会期间结识了日本名古屋大学水圈研究所所长?口敬二教授。此后，中、日两国冰川学家互相访问，建立了友好合作交流的关系。
1981年，施先生与一口敬二教授商定在天山进行第一次联合冰川考察。这时，我已升任冰川研究室主任，施所长任命我为中日联合考察队队长，地貌研究室主任郑本兴为副队长，邀请新疆地理研究所仇家琪、兰州大学伍光和等参加。中方科学家共10名，日本方面是渡边兴亚和上田丰两人。
渡边兴亚的名字我早就听说过，他于20世纪60年代随一口敬二教授到尼泊尔考察冰川。我从日本的《雪冰》杂志上看到他关于喜马拉雅山冰川类型的论文，与我的学术观点十分吻合。
1979年，施先生与黄茂桓访问日本回来后对我说，他们在日本碰到一个很像我的冰川学家，叫渡边兴亚。他们说渡边一直陪同他们到日本各地访问，很热情、直率、活泼、随和，在日本冰雪界交结很广，到处都是朋友。他是个小个子，比我小几岁，很像我，他们把他称作日本的谢自楚。
施先生与黄茂桓的介绍使我很感好奇，很想早些看看这位冰川学家到底是什么模样。
果然，当我在天山站见到渡边时，我们一见如故，很快就熟悉了。
上田丰比我小四五岁，高个子，性格内向，他是日本的登山英雄，在攀登世界第三高峰--海拔8586米的干城章嘉峰时，冻伤了手脚，像我国的崔之久一样，做了截肢手术。
当我握住上田丰那截去半截指头的右手时，我立即想到：这不是日本的崔之久吗？
在北京送行时，我特意介绍北京入学的崔之久教授与上田丰相识。
从此之后，我被日本人称为中国的渡边兴亚，崔之久则被称为中国的上田丰。两国冰川学者这些相似的性格和遭遇，真是难得的缘分。
在天山站双方进行了新仪器的试验。中方拿出的主要是新研制的冰川温度遥测系统、简便测冰厚雷达和蒸气钻。日本方面拿出的是全套雪物理野外测试仪器和手摇冰芯钻。双方对对方的仪器都很感兴趣，都在交流中互相认真学习、琢磨。
7月初，联合考察队正式开始了博格达峰冰川考察。
汽车把我们送到海拔1500米左右的四工河的林场，无路可走。我们改用马匹作为交通工具。
四工河在博格达山北侧，山麓地带是典型的荒漠景观，它向北延伸，与准噶尔盆地的大沙漠相连。河谷两侧生长着杨树和柳树，形成窄长的阜康绿洲。
随着海拔上升，降水量增加。在海拔五六百米的山麓地带，年降水量只有两三百毫米，但上升到了海拔1500-2800米之间时，年降水量增加到500-600毫米，出现了一个很宽的山地云杉林带。
从云杉林带开始，我们换上健壮的天山马，沿着一条古冰川形成的高约50-80米的，叫作牛尾巴梁的山梁向上行进。
高大的云杉林密密麻麻，比乌鲁木齐河谷和头屯河谷中的森林要茂密得多，我想除了这里生态保护较好外，可能还与博格达山降水量较大有关。
穿过森林，进入高山草甸带，河谷也显得更宽敞，山坡上散布着一群一群的绵羊，不时露出白色的蒙古包，我用简单的哈萨克语同沿途的牧民们打招呼，他们也招呼我们进帐篷，喝奶茶。日本朋友见到这一切都感到很新鲜，与我们一起进帐篷，大口大口地喝起奶茶来。
傍晚，我们来到了博格达峰的冰川旁扎营。五顶马氏帐篷一字排开，渡边和上田住进了他们自己带来的尼龙做的红色高山帐篷，从此开始了近两个月的冰川考察。
第二天清晨，我被雷鸣般的雪崩响声惊醒，连忙钻出帐篷。
只见高耸的三座笔架似的博格达峰群被十几条长而陡的雪崩槽分割，可以看到滚滚而下的雪崩在到达冰川上时腾起的由雪尘组成的蘑菇云。
雷鸣声此起彼伏，好像要将整个世界吞没。
这种情景远比我在天山公路上见到的雪崩壮丽得多。
盛夏季节，雪崩还这么频繁和强烈，这是高山冰川上的特殊现象。
日本人也钻出了帐篷观赏着这幅壮丽的冰川雪崩奇景。
我估计，清晨的阳光首先照到博格达峰的上部，雪面上剧烈的温度变化可能是引发雪崩的直接原因。
从博格达峰区崩塌下来的雪崩锥体在山麓汇集成面积达11平方千米的呈扇状分布的大冰川我们的考察主要集中在这条冰川上。这种形态的冰川在其他地区很少见，日本冰川学者见到后都很兴奋，要求很快上冰川开展工作。
冰川的下部冰舌比较平坦，简直可以在上面开汽车，但一到粒雪盆就碰到许多暗裂隙，我们不敢贸然前行，因为厚厚的积雪把这些裂隙盖在下面，一不小心就会踏破雪桥，掉进裂隙。
8月中旬的一天，为了取得冰川积雪和成冰的资料，我们用尼龙绳结成了登山组，攀登粒雪盆。
我与渡边、伍光和、张文敬为一组，我在前面用冰镐探路，缓缓向第三冰流的粒雪盆走去。
到达海拔3900米时，冰川表面积雪增厚。
走着走着，我一脚踏空。
断裂的雪桥下面，一条幽深的冰裂隙张着大嘴，似乎要把我一口吞掉，我急喊“保护”。
我后面的渡边有丰富的登山经验，他反应很快，立刻全身趴到雪面上，将冰镐狠狠插入雪层中。
这样，我只掉进裂隙两米多，就被救生绳紧紧拉住。紧接着，伍光和和张文敬连忙赶上来，他们三个人把我从裂隙中拉了出来。
在冰川上走多了，大大小小的险情碰到不少，我没有什么害怕的感觉。再说，有保险绳和队友的救助，即算在裂隙边缘遇险也不会造成严重后果。
8月25日，冰川考察结束，大队按原路撤回四工河林场，我与伍光和陪同日本朋友从科考营地出发，沿西南方向翻过高差约200米的垭口，进入四工河流域。
出发时，倾盆大雨，但下行到海拔3000米以下的森林带后，雨过天晴，我们快马加鞭，顺着大斜沟一路下到了天池边。美丽的天池一下子就把我带回到19年前我第一次看到它的情景。
1962年10月，在天山站考察之后，施先生建议全队都到天池来休整。在这里，我们为曾群柱和杨针娘举行了热闹的婚礼。当时，小伙子们都是光棍汉，对这对冰川夫妻羡慕极了，加上在冰川上工作生活了半年时间，便利用这个机会大闹起洞房来。
这次博格达峰考察除业务上丰收外，另一个收获就是结识了日本冰川界的朋友。两个多月时间，我与他们同登冰川，同住帐篷，深入交谈。我对日本人的印象逐渐改变，理解也更深刻了。
从小，从电影和小说中见到的日本人都是青面撩牙，我们毫不客气地称为“日本鬼子”。但是，渡边这一代日本人都是战后成长起来的，他们也像世界许多遭受战争灾难的人们一样，是渴求和平的，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成为好朋友呢？
博格达峰考察给日本冰川学者留下厂深刻的印象，在以后的日子里，两国冰川学者往来频繁，合作交流越来越广泛和深入。
1987年，两国冰川学家在西昆仑山进行了大规模的联合冰川考察，还拍摄了《西域大纪行》大型纪录电影。电影在日本放映后，反响很强烈，引发了西域旅游的热潮。后来，我们又在唐古拉山进行青藏高原气候与环境联合考察，持续了5年。
1992年，渡边兴亚邀请我到日本极地研究所做访问教授，在多次冰川学家的聚会中，渡边总要提起博格达峰下的友谊。他说，那是中日两国冰川学家合作的起点。
